词汇选择与哲学思考：财富的来源、性质与功能

市场经济在交往原则公正、平等的前提下，存在着人们持有财富多寡的自然分化趋势。如果暂时撇开各种以社会调节、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形式出现的矫正分配措施——它们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克服这一自发趋势的有效途径——而是去认识这一趋势的形成原因，那么从个体角度来看，问题就在于财富增减的原因是什么。
    在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一问题同样是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施蒂纳发生分歧的问题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施蒂纳的讽刺性批判，揭示了自己与施蒂纳在这一问题上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方法的差异，这种差异是通过对财产概念与资产概念的区别而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认识方式，对于我们今天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相关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能力与资产：谁带来了财富？
    自从财产所有权形成以来，个人财产的持有多少就一直是一个困扰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和伦理道德问题，用最通俗的话语来说，也就是穷人和富人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近代资产阶级所弘扬的自由、平等理念和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与财富占有的社会分化这一现实状况之间的反差，而日益彰显其重要性。它不仅成为人们纷争不休的话题，也成为哲学家、思想家们关注、思考和研究的对象。
    在《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施蒂纳存在着分歧。他们虽然没有对施蒂纳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分析、批判，但是，我们从他们对施蒂纳的讽刺性批判中，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施蒂纳的分歧所在，以及在这一分歧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差异。
    个人财产持有多少的问题，如果从发生学意义上来进行分析，它不仅涉及到人们对财产的目前持有状况，而且涉及到人们对财产的未来持有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施蒂纳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发生学意义上的财富所有与分化而展开的。这一分歧起始于一个德文词汇：施蒂纳在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使用了一个具有双重涵义的德文词汇Vermgen（“能力”或“资产”）来阐述穷人和富人的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第一卷第三篇分析施蒂纳那唯一者的私有财产时，这样阐述了施蒂纳的观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插入”一段桑乔（指施蒂纳——引注）的伟大发现的“插曲”，他说在“穷人（Armen）”和“富人（Reichen）”之间，除了“Vermgende”（有能力、有资产的人）和Unvermgende（没有能力、没有资产的人）之间的区别，不存在“其他差别”。（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5, S. 34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7页；参见施蒂纳，第292页；cf. Stirner, S. 296）这里的Vermgende应当理解并翻译为“能力”还是“资产”呢？这两种不同的涵义实际上预示着对事物的两种不同的理解：
    如果将其理解并翻译为“能力”，那么我们就遇到了一种今天并不陌生的解释性理论，即“富人之所以是富人，是由于他们的能力、努力”。于此，我们很容易发现，施蒂纳对贫富差别原因的理解与今天自由主义对贫富差别原因的理解是何等相似。即使我们不认为这种相似性源于一种继承关系，也应该将其看作为对同一种事物用同一种方法所进行的认识：这种认识在贫富差别与能力大小之间寻找对应的关系，在两者之间划等号，即富人等于有能力的人，穷人等于没有能力的人；进一步说，富人凭借能力获取、治理、增殖财产，穷人却没有能力去进行这一切。
    如果我们将Vermgende理解并翻译为“资产”，那么它似乎适合于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即穷人与富人的区别在于有没有资产。这似乎与施蒂纳想要表达的意思有距离。现在先来看看英文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1976年的英文版将德文词汇Vermgende和Unvermgende翻译为resourceful和resourceless（cf. Karl Marx/ Fredebick Engels Collected Wowks, Volume 5, p. 368），即“有财产资源的人”和“没有财产资源的人”。该词字面上已经不包含“能力”的意思了，已经不能体现德文词汇所具有的双重涵义。根据英文版的翻译，施蒂纳对穷人与富人形成原因的理解似乎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近的。
    由于德文词汇Vermgende具有双重涵义，即“能力”或“资产”，其否定词是Unvermgende，即“没有能力”或“没有资产”，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对于施蒂纳来说，穷人缺的到底是什么：是“能力”，还是“资产”？只有弄清楚施蒂纳的原意，我们才能够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意图。
    然而，对施蒂纳原意的理解取决于对其使用词汇的涵义选择，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于接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引用的施蒂纳关于穷人与货币关系的论述之中。在这一论述中，对施蒂纳原意的理解仍然取决于对Vermgen（能力或资产）这一词汇的确切涵义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
    “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支付的不是货币，因为货币可能会不足，而是自己的Vermgen，只有借助于这一Vermgen，我们才会有Vermgen……使你们感到遗憾的不是货币，而是你们没有Vermgen，去获得货币。”（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 Band 5, S. 37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1－462页）施蒂纳的这段话，由于Vermgen所具有的双重涵义而令人费解：无论将Vermgen统一理解为“能力”还是“资产”，这段文字都是无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下面的方式进行不同涵义的选择，整个句子似乎就可以理解了，例如第二：
    “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支付的不是货币，因为货币可能会不足，而是自己的能力（Vermgen），只有借助于这一能力，我们才会有资产……使你们感到遗憾的不是货币，而是你们没有能力去获得货币。”这样，施蒂纳的原意就可以理解为将缺乏能力看成是贫穷的原因。但是，换一种译法行不行呢？例如第三：
    “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支付的不是货币，因为货币可能会不足。

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进行的批判中已经看到，他们通过对资产与能力的区别分析财富的来源问题，一方面揭示了财富在资产关系中的增殖，揭示了财富的不同功能与不同性质，另一方面批判了能力在资产关系中的异化现象。这第二个方面的批判与第一个方面的批判所面对的是不同的事物，前者分析财富来源与资产的关系，后者分析个人能力在一定条件下的扭曲发展。这两个问题并非完全是由于产生于同一个同源词而同时受到关注：如果我们暂时撇开能力的被异化现象，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能力与资产在财富的增殖过程中确实是存在着相互关联性的。不过，能力能够借助于资产这一渠道发挥财富增殖的作用，首先得依赖于资产关系的存在，因此，马克思更加关注资产问题而不是个人能力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施蒂纳们在财产关系与资产关系问题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将资产关系消解为财产关系便能够轻而易举地仅仅用一个人的能力大小来解释其财富的增殖与否，进而解释贫富分化现象的存在。这样一种解释方法不仅在当时已经很流行，就是在今天，仍然是自由主义理论对贫富分化现象的一种辩护性观点。这种观点将一种抽象的原则贯彻到底，而对已经发生性质变化的财产关系表示无奈。显然，施蒂纳的“唯一者”与诺齐克的“自我所有”原则的极其相似，并非只是一种偶然巧合。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事物的研究思路、与施蒂纳们的分歧及对后者的批判，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事物的本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能够提供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资源和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