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中日农村互助养老比较分析

　　摘要：为研究中日互助养老差异，以及通过了解和借鉴日本经验促进中国互助养老发展，有必要进行中日比较分析。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从微观、中观、外观、宏观四个系统出发，对中国和日本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生态环境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日本而言，其家庭养老负担较大，邻里社区形成了友好的互助网络，社会组织参与程度较高，整体养老保障体系较为完善。中国和日本存在相似的家庭养老负担，在农村发展互助养老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但存在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制度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对于养老事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应从完善国家养老保障制度体系、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养老服务、加强村庄互助养老环境建设、完善“时间银行”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四个层面，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村互助养老;生态系统理论;中日比较;养老保障;养老服务

　　我国《“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方面强调，要“通过邻里互助、志愿服务等模式和举办农村幸福院、养老院等方式，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5388万，占总人口的18?1%;65岁及以上人口17603万，占12?6%。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农村“未富先老”的情况逐渐增加，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迫在眉睫。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达3588万人，占总人口的28?4%，其中接受介护保险养老服务的为508?1万人①。目前，日本已经是世界上养老保障体系最完善、最适合养老的国家之一[1]。本文对中国和日本的互助养老方式进行比较和分析，有助于借鉴日本经验，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农村互助养老体系找到新的出路。

　　一、农村互助养老的生态系统理论分析

　　1979年，布朗芬布伦纳在《人类发展生态学》中首次提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环境对于个体发展的重要性，把当时人们在研究个体发展时的视角，从即时环境提高到更高的层次[2]。日本的互助养老以时间银行为基础、邻里互助网络为支撑，在地域综合照护体系和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互助养老方式。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模型，把影响个体发展的环境按照与个体关系的远近分成四个层面：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外观系统和宏观系统[3]。

　　微观系统指个体直接面对的环境，中观系统是个体所处的微观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外观系统是个体不直接接触但对其发展产生影响的环境系统，宏观系统是指从整体上看待个体发展的大环境。个体所处的发展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个体的发展。通过生态系统理论模型，可以从微观到宏观，以更加全面的视角了解日本互助养老的发展优势。中国要发展互助养老，也要从微观到宏观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要不断进行完善，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得中国养老事业早日实现发展目标。

　　对于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环境也必然深刻影响其发展的状态和成果，因此本文从发展环境入手，深刻了解日本互助养老发展过程中对其发展环境的建设，从中汲取经验。对于中国而言，互助养老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是一个陌生的领域，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近年来，很多学者对互助养老的发展展开了讨论，不少学者肯定互助养老对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积极作用，认为集体互助养老是农村养老未来发展的出路[4-5]。一些学者参考国外的互助养老模式，从多个国家的互助养老模式中总结发展多元化互助养老的经验，认为时间银行是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保障[6-7]。有学者强调重视老龄人口精神需求的重要性[8-9]。

　　有学者从治理中心的角度强调多元治理的重要性[10-11]。这些都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思路。尽管学者们从宏观制度、外观社会组织、中观农村环境和微观个体等多种不同角度对农村互助养老开展研究分析，但是很少有学者完整地从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生态环境的视角展开分析。根据生态系统理论，本文从微观、中观、外观和宏观四个层面，对中日互助养老的发展环境进行详细全面的比较，从中日家庭养老状况、邻里状况、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状况以及养老制度保障情况展开，在充分了解互助养老发展生态系统环境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环境系统的中日比较

　　在生态系统理论中，互助养老的微观层面是参与互助养老的个体，中观层面是微观个体直接参与的环境，外观层面是个体不直接参与的环境，宏观层面是从整体来看的文化环境。互助养老以农村地缘优势为基础，是一种通过充分利用农村各种本土资源开展互助服务的养老创新[12]。

　　(一)微观系统的中日比较

　　要实现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除充分利用农村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邻里关系外，还需要发展规范化的志愿服务机制和时间银行组织机制[13]。时间银行是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时间银行建立起一种信任机制，可以使代际间的互助养老不断延续下去。

　　1?日本推动互助养老的时间银行

　　1963年日本颁布《老人福利法》，作为推行社会化养老的开端，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社区养老的服务内容;1989年《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计划》再次强调社区在养老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展。在社会化互助养老中，时间银行作为中介平台和志愿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时间银行是一种志愿服务机构，由志愿者为老人提供服务，按照一定规则记录服务时间，年长以后再以存储的服务时间换取他人服务的形式支取。日本发展互助养老的重要微观基础就是时间银行[14]。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时间银行组织是在1973年成立的自愿义工网络，其主要成员是家庭主妇，成立于石油危机的大背景下。日本的自愿义工网络在成立之初，是希望通过鼓励年轻人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缓解政府无法提供公共服务的局面。但最终其创立者旭子水岛发现，老年人之间的互助更为有效，老年人之间的沟通也更加顺畅。最后，自愿义工网络逐渐发展壮大，也吸引了更多的老年成员加入。可以说，旭子水岛在推动互助养老方面的实践，为日本时间银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94年日本“积极生活俱乐部”成立，真正意义上建立起提供互助养老服务的时间储蓄机构。在组织内，志愿者们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获得服务时间，日后可以在机构中换取相应的被服务时间。志愿时间以积分的形式存储在机构中，具有交换、转让、捐赠等功能，可以灵活使用。“积极生活俱乐部”中加入了更多的男性成员，吸纳了多个年龄层的成员，至今已有100多个分支机构，会员人数超过2?6万名①。

　　2?中国推动互助养老的时间银行

　　2017年《志愿服务条例》和《关于推广使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的通知》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统一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提高志愿服务管理信息化水平。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要求，继续加大管理改革力度、创造自治环境、引导资本流入养老服务产业、创造良好养老服务业就业环境等多个方面开展探索实践，发展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15]。

　　随着我国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形式也在不断创新。志愿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推动着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机制不断发展。作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之一，南京一直以来都在探索创新发展养老服务模式。2019年7月，南京市政府出台了《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在国内率先开展市级层面养老服务时间银行试点，截至2021年2月23日，南京已经有1252家服务点成为时间银行的运营服务点，全市申请注册志愿者45490人，服务对象达34755名，共成功完成服务订单107141个，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间达53790?25小时②。

　　2020年7月1日《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实施，充分重视政府在构建养老保障体系中的作用，通过政府牵头，鼓励志愿服务组织、老年人组织等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参与养老服务供给，结合当地环境发展特色养老。自20世纪90年代上海虹口区居委会创造性地提出“时间储蓄式养老服务”以来，全国各地多个城市都开展了时间银行建设实践，以《志愿服务条例》为支撑、社区组织为平台，时间银行服务逐步成为社区化养老常态。但由于我国时间银行以及志愿组织发展起步较晚，经验不足，目前还存在信息管理机制不健全、社会参与程度不高、政策制度不完善等缺陷，要发挥互助养老的有效作用，还需要多方面进一步完善志愿服务的体制机制。

　　(二)中观系统的中日比较

　　时间银行服务于农村互助养老的志愿关系。在其信用保障的基础上，农村养老要充分发挥互助作用，离不开多个家庭中老龄人口之间的互动，即农村的邻里关系和环境。中国人以家庭、家族、村落为中心的聚居模式催生了人们强烈的地缘意识，邻里的地缘关系极易成为人际亲近和家庭交往的驱动力[16]，这种地缘意识让中国农村发展互助养老在中观层面上有一定的基础和保障。

　　1?日本的邻里互助网络

　　在日本社会转型后所形成的现代都市社区中，居民间共通性减少、异质性增多。为了构建美好社区生活，除了町内会、自治会这样的传统地缘组织协助外，还需要居民广泛的积极参与[17]。1982年颁布的《老人保健法》强调在医疗体系外建立保健体系，发挥社区在促进健康保健中的作用。1989年《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计划》，逐步建立起以社区为依托的社区居家养老保障体系和社区医护养老保障体系。

　　1998年，日本颁布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对非营利性志愿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各项法律和政策的颁布，推动了社区非营利性志愿组织建设及邻里互助网络发展。“玲之会”是日本邻里互助网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协会之一，由负责人铃木惠子创办，社区内65岁以上的老年人自发参与，是一种互助性组织，聚集了社区内的家庭主妇和居民。

　　协会通过设立“钻石俱乐部”开展丰富的活动，通过居民间的交流充分了解社区需求，并通过志愿小组为社区内有困难的老人和家庭提供帮助。通过定期开展社区活动，丰富了居民的生活，有效缓解了居民生活压力，一定程度上帮助社区内老龄人口解决了养老问题。日本发展邻里互助网络，在中观层面上构筑了家庭之间的互助平台，在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创新了养老方式，减轻了社会养老的负担，也是发展互助养老的核心。

　　2?中国农村的幸福互助院

　　在中观系统上，中国农村创新发展了幸福互助院。2008年，河北肥乡村民改造了村里废弃的校舍，建立起互助幸福院。幸福院里都是同村的村民，由较年轻的老人照顾那些需要帮助的高龄老人，大家搬到一起互相照顾，形成了互助养老的试验开端。2011年，国务院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发展农村互助养老。2016年《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强调，推动农村互助型养老的服务设施建设，积极组织村民自治和鼓励社会力量提供互助养老服务。

　　2017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通知》，再次强调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重要作用，要求政府加大对互助性社会养老组织的支持力度。开启互助养老实践先例的河北省，目前仅在肥乡区就有超过120家入住人数较多的幸福互助院。

　　“十三五”期间，河北省农村幸福互助院覆盖率由70%上升至80%，城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由43?3%到实现100%全覆盖。2018年10月，河北省民政厅印发《河北省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幸福互助院养老模式的完善，为互助养老幸福院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奠定了基础。目前，全国各地都对互助养老的肥乡幸福院模式展开了学习实践。北京市怀柔区宝山寺村以村为单位，建立起党组织领导下多元参与的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并在2021年上半年建成55个服务点，现有服务志愿者近300人，服务对象600多人。

　　在江西余江，截至2021年4月，按照其设立的“四助五有”标准，全区12个乡115个行政村共建成农村互助养老点121个，实现了养老互助点行政村全覆盖。通过政府补贴机制，实现了互助养老的可持续经营，为全区2814名留守老人提供了养老保障。在浙江安吉，村里的老年人协会成立了“银龄互助服务社”，组织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成立一对一帮扶小组，结对互帮互助。甘肃省充分利用农家大院和闲置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幸福院为老人提供活动场所。互助养老建设正不断发展，不断开展实践创新。我国农村互助养老充分依托农村传统的亲邻关系，较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养老压力。不同于日本邻里互助网络多元组织联合的形式，中国的农村邻里互助机构目前由村委会或老龄协会牵头组织，参与主体还处于较单一的水平[18]。

　　(三)外观系统的中日比较从互助志愿服务的角度来看，互助养老可以极大程度地减轻农村养老负担;但仅仅依靠互助无法满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同时从外观系统来看，仅靠志愿与邻里关系也无法保障稳定的互助服务供给，还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互助养老作为我国整体养老发展体系的一部分，也需要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外观系统支持[19]，通过各个部分的相互配合，共同推动养老事业发展。

　　1?日本的地域综合照护体系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福利多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开始了地域福利构建，于2000年出台《介护保险法》，将护理服务从医疗保险制度中分离出来，建立了护理保险制度[20]。在2006年护理保险制度修订时，提出建设以社区为依托的护理预防服务体系。

　　2015年，在《护理保险法》修订时正式提出构建“地域综合照护体系”，在老人原居住地开展护理康复、保健预防、医疗看护、生活援助、居家住宅工作等一系列服务，创建了以自助为基础，在多元化主体与自治体协同下支持地域全体的互助机制。日本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养老服务，充分发挥了互助养老的作用，在外观系统上统筹了多方面的养老形式，形成了多层次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在日本，购买介护保险后达到65岁就可以申请介护服务，并且支付时只需承担10%的介护费用。但申请介护服务时审核十分严格，经过专业机构、护理医师调查认定后，由“介护认定审查会”进行介护等级审查评估，最后再由介护服务机构根据评定等级提供多种模式的长期介护服务。

　　其护理服务分为居家护理和设施护理两大类：居家护理服务多达14种，包括访问护理、居家疗养管理指导、短期入所疗养护理等;设施护理包括特别养护老人之家、护理老人保健设施和指定护理疗养型医疗设施。由老年个体广泛参与，邻里网络丰富服务，介护保险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予以补助，组成了日本养老多层次的地域综合照护体系。自助、互助、共助和公助的多样化形式丰富了日本养老服务的内容，可以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2?中国的养老服务业

　　2013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强调政府的重要作用，通过政府牵头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构筑居家养老服务网络。2014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购买工作。2016年《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2018年3月，住建部发布《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强调老年人照料设施设计应保证老年人的尊严，符合老年人的精神健康需要。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强调构建放权与 监管并重的服务管理体系。目前，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顶层设计已经较为完善，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题[18]。养老服务社会化供给是推动养老市场化、释放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通过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形成多元主体供给体系。成都市为推动社会化互助养老服务发展，从多个方面进行创新实践。一是积极探索“一中心、多站点、重巡访”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2020年累计建成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200余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1700余个，构建起具有成都特色的农村互助养老体系。

　　二是全面开放农村养老市场，通过《成都市养老服务扶持政策清单》精简流程，实现养老产业业务一站式办理，结合养老服务机构补贴机制，进一步助推养老服务业发展。2020年，成都市累计建成养老机构552家，提供养老床位12?7万张。三是积极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2020年成都市建设老年协会组织2918个，会员人数占全市老年人口总数的49?05%。

　　四是积极推动医养融合发展，目前已有97%的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关系。成都的多元养老举措使其成为养老体系创新发展的典范城市，在近期公布的2020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检测结果中，成都的养老服务满意度位居全国第一，为全国养老服务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外观环境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给互助养老注入了市场活力;外观系统与中观系统的共同作用，也增加了养老服务的多样性。

　　与日本完善的地域综合照护体系类似，中国在发展社会化养老的过程中也发挥市场化的积极作用，实现“共助”;政府提供支持，以实现“公助”。但对于中国而言，综合养老体系各部分间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联合，各地养老模式存在地域差异。未来要做好中观互助养老建设，尚需不断实践，推动形成有效的养老体系和制度规范。

　　(四)宏观系统的中日比较微观、中观和外观系统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系统的覆盖———正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离不开法律体系的保障一样，立法是前提，法律是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的坚实基础和顶层设计———养老体系和养老制度的确立也需要立法的保障[21]。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宏观系统指的是发展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政策与法律保障体系。

　　三、结论及启示

　　农村互助养老的互助，在本质上说是一种志愿服务，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依靠有效的制度供给、完备的法律法规、广泛的社会参与。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对中日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环境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1?基本结论

　　在生态系统理论下分析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途径，就是要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结合微观、中观、外观和宏观，多层次相互关联地思考创新和完善的方法。中国农村发展互助养老是缓解农村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农村互助养老时间银行和幸福互助院。

　　但是还应注意到，仅从微观环境上改变(如发展时间银行)是不够的，应在充分了解各个层面发展的环境系统之后，再有针对性地建设更高层次的发展环境———如在了解中观层面自发互助志愿行为的困难后，加大力度发展微观时间银行;或在了解外观养老服务业发展困境后，在宏观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保障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同时，中观系统互助养老机构存在入住率不高现象;从外观系统来看，我国养老服务多元化发展不充分;宏观系统层面，政策制定不够完善，导致机构服务单一，市场化水平较低、缺乏社会公信力，导致老人参与度不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宏观系统、外观系统等多个层面加强改革。日本在全民皆年金、全民皆保险的总体制度保障下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并给予其充分的经济支持[24]。

　　在邻里互助网络和时间银行的支撑下，保障了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社区互助养老则丰富了日本养老的多样性。在多层次的养老生态系统中，通过各层系统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共同成就了日本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对于中国而言，互助养老是在目前养老体系不够健全的环境下，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关键出路。中国在幸福互助院的养老模式和时间银行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发展时间银行经验不足、幸福互助院入住率不高、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

　　互助养老是农村养老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在生态发展环境上，中国和日本的互助养老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要注意，中国和日本的国情和农村发展环境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在借鉴日本经验时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做到因地制宜。通过中国和日本的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生态环境对比可以发现，中国发展互助养老，微观系统上时间银行是发展的关键，与之对应的是不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和时间银行储蓄机制;从中观系统来看，构建农村互助养老的邻里关系是发展互助养老的基础，要加强政府机构支持力度，提高互助养老的公信力，转变农村传统养老观念;从外观系统来看，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有利于全面形成多层次的养老体系，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从宏观系统来看，还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针对性地健全农村互助养老法律法规，为广泛开展农村互助养老提供科学的顶层设计。

　　2?政策启示

　　第一，在宏观系统上，完善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制度建设。日本关于养老的法律建设十分完善并且有针对性，而中国在养老相关制度的建设上还有所欠缺。

　　因此，一是借鉴日本的立法经验，针对中国的养老现状进行全方位立法，如为时间银行志愿服务和时间储蓄管理制定政策和规定，出台农村互助养老机构建设和管理规定，为社会化服务参与互助养老提供政策扶持等，为互助养老的探索和发展提供有利的政策支持和保障;二是借鉴日本的立法改革经验，针对发展环境变化不断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建立大数据平台和养老机构等的评级和反馈机制，及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适当的调整;三是从宏观上形成新型互助养老的文化氛围，加强政策引导和思想宣传工作，转变传统养老观念，提高互助养老体系的微观参与 意愿[25]。

　　第二，在外观系统上，要注重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日本建立的地域综合照护体系在社区互助养老之外发展“共助”和“公助”，保障了养老的多样性，丰富了养老保障体系的层次。对于中国，一是建立国家、社会、乡村多方支持的养老保障体系，鼓励社会积极参与，为市场提供高质量养老服务，如借鉴成都经验，为养老产业提供政策扶持，建立一站式服务办理机制，降低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参与门槛等;二是借鉴日本对养老护理人才培养进行立法、对养老服务人员提供专项培训等举措，提高社会组织提供养老服务的能力，同时通过多元化机构的发展，增加养老服务人才需求;三是主动向社会组织释放需求信息和信号，结合大数据技术构建集成式养老信息平台，让市场充分了解需求信息，提高社会组织参与养老的发展动力和积极性。

　　第三，在中观系统上，要充分运用中国农村的地缘优势。日本发展互助养老，以社区为依托建立起完善的邻里互助网络，在互助养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一是借助中国农村的地缘优势，在现有组织的基础上，建立本土化养老组织和协会，鼓励互助组织自治，充分发挥农村老年人的自主创造力;二是继续探索幸福互助院持续发展机制，规范互助机构管理机制，明确建筑安全保障标准，切实保障建有所用，以标准化提高互助院公信力，进而提高互助院入住率;三是借鉴日本的《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鼓励志愿组织规范化、多样化发展，完善中国的乡村邻里互助网络。

　　第四，在微观系统上，要完善时间银行等志愿服务组织建设。日本具有时间银行性质的志愿服务组织发展较早，同时志愿组织发展较为广泛。因此，一是借鉴日本经验，完善志愿义工网络建设，继续加大时间银行投资建设力度，保障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二是借鉴日本养老评价反馈机制，建设中国互助养老服务评级考核机制，保障养老服务质量;三是借鉴日本《介护保险法》精神，加大养老服务市场监管力度，保证机构服务质量，提升养老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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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郑军，伍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