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以乡村性为基点的农村社会工作：概念嬗变与实践转型

　　摘要：乡村性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知识起点，对于社会工作实践的塑造性影响往往被忽视且缺乏讨论。基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社会工作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农村社会工作亟待回到“乡村性”这一概念基点来重思其理论变迁和实践变革。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倾向于将乡村理解为问题化、被外部塑造的“他者”存在，形塑了传统修复性的农村社会工作。全球乡村转型的复杂性迫切要求展开新的理论话语来重新理解乡村，进而在过程视角、解构主义视角以及“去城市中心主义”视角下重新界定乡村性，这也为当代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注入新的理论要素。

　　关键词：乡村性;乡村话语;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转型

　　一、问题的提出：乡村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五个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7年，党的十九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乡村建设论文范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乡村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乡村性的负面评价，转向“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乡村价值。作为一个系统范畴，乡村振兴更加注重农村生产生活的业态和动能，强调农村发展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内在质量。更加重要的是，乡村振兴开始从多维面向调整乡村与现代化的关系，明确传递了包容性发展的政策期待和行动导向。

　　可以说，以乡村振兴战略为重要背景的中国农村正在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为社会工作的参与创造了独特的时代机遇和专业空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全世界的农村都在经历巨大的转变，并长期处于复杂变化之中。“传统乡村将向何处走，又将如何走”的提问引发一系列有关乡村转型的讨论[1][2]，也不断促动乡村治理与服务的转型。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中国农村发展正在经历一系列乡村性的重组和重建过程[3]。农村人口外流、生态环境衰败、组织化程度降低、文化传统式微等成为乡村转型中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农业转移人口正在经历劳动力部门转移，地区人口流动以及城乡社会文化互动，乡村服务的需求日益凸显。如何更好地服务乡村，成为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

　　国际社会工作对农村的兴趣在过去50年间复兴①。按照迈克·戴利(MichaelDaley)和弗雷迪·阿万特(FreddieAvant)的理解，社会工作的农村实践在外延上涵盖三种类型：在农村社区的实践、与农村社区一同工作的实践以及与农村居民一同工作的实践[4]37-57。农村社会工作作为推动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实践力量，为农村居民的需求而呼吁，协助农村社区应对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挑战和机遇。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农村社会服务经验，近年来又进一步积累了诸多专业导向的地方性实践，比如云南绿寨模式、湖南湘西模式、江西万载模式、广东“双百计划”以及福建“三社联动”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等。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推动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置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志愿者等方式，为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以及困境儿童提供关爱服务”。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多次提及社会工作者在乡村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发挥。然而整体而言，无论是“为农村”的社会工作还是“在农村”的社会工 作[5]，其发展都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工作如何在行动上积极回应乡村振兴战略，尤其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特殊人群和特殊家庭服务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持，成为当前农村社会工作集中面临的挑战。

　　从理论上而言，农村社会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点——“乡村性”(rurality)[4]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尤其是它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塑造性影响缺乏讨论。乡村性作为乡村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不仅在本体论层面指向乡村是什么的理论判断，在认识论层面确立获得乡村知识的可能路径，更在方法论层面指明社会工作农村实践的实务目标、取向和基本框架。在地理学、社会学、城市规划、经济学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中，乡村性已经成为描述乡村空间、反映乡村发展水平、识别城乡发展差异的一个基础概念[6]。在农村社会工作中，乡村性概念的内涵及其与农村社会工作实践的内在关联更是亟待相应的理论反思。

　　从实践上而言，农村社会工作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工作者如何有效地与农村居民和农村社区一同工作，选择适当的实践模式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祉。一方面，农村社会工作尤其强调农村服务情境的差异以及社会服务提供的特殊性，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理解复杂的乡村性，并制订针对性的服务计划。既有农村社会工作研究的主要争论焦点在于差异实践问题，即城乡社会工作以及中西方社会工作在农村服务供给上的差异性。

　　专业社会工作的产生根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7]。社会工作者也是城市教育的产物，思维方式带有很强的城市取向。在以城市化、工业化为主导的发展格局中，农村社会工作的知识无论在实践、研究还是在专业教育上都常常被忽视[8]。因此，既有的社会工作知识如何用来解决农村社会的特殊问题，是农村社会工作实践面临的巨大的情境挑战和知识运用上的难点。

　　另一方面，基于西方社会提出的社会工作定义[9]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也存在巨大的适应性问题。去情境化和高度抽象的国际社会工作定义如何在本土实践中落地是一个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必然要求基于本地的乡村性展开实践。为此，本文尝试回到农村社会工作的重要认识基点——乡村性，基于乡村性概念的嬗变来考察农村社会工作的理论变迁和实践转型。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亟待解决西方社会工作在非西方情境中的应用问题，持续推动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这不仅要求农村社会工作在实践中保持社会工作知识的文化适应性，考虑到特定情境的问题(context-specificproblems)[10]，回应农村经济社会的特殊议题，也要求对农村社会工作知识生产上的一些关键概念保持敏感和自我反思[11]。

　　二、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传统乡村性概念与修复性农村社会工作

　　“乡村性”是“乡村”(rural)的派生词，它的定义极为多元，最常见的是指代乡村这一地域实体的业态和特征，强调先存、客观、稳定的地域特点。也有人从主体能力的角度定义乡村性，比如有学者将其理解为解决地方问题的资源接近能力[12]，或者用其指代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以此凸显乡村发展中组织与个人的主体性[13]。

　　事实上，乡村发展所关怀的不仅仅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三农”问题)，所关注的也不仅仅是总体性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它更深层次地建立在特定的乡村观点基础之上[14]。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亦是如此，其背后涉及一系列与乡村性相关联的话语，在理论上形塑了对服务对象的基本认识和干预方式，带来农村社会工作多元、动态的实践形态。

　　在话语理论看来，“话语”(discourse)是描述和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15]，是通过一系列的阐述(articulation)而传达意义、创造意义的过程。话语理论将一切知识和社会身份都视为一种短暂和流动的存在。围绕着乡村性如何识别、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引导实践等问题，不同时代和不同理论流派建构了差异性的乡村话语(ruralitydiscourse)。其中，对农村社会工作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它对乡村性的理解和阐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本体论层面视乡村为城市的“他者”。基于本质主义理论立场，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在本体论层面建构了与城市相对应的二元存在。乡村性的定义依赖于与城市对照物的比较，强调在自然环境、经济、人口、人际关系、政治组织、社会文化要素等方面城乡的区分性差异。

　　从城乡二元视角出发，乡村性在理论上被建构为一种理想类型，成为对照现实的测量工具①[16]。在本体论层面上，乡村在城乡二元视角下被认定为承担特定功能、与城市相对立的具有排斥性和边界性的地理空间。对于乡村性的理解和阐述围绕着地域实体而展开，从不同角度划定城乡属性上的二元边界：既包括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地理距离的地理界限，也包括服务接近性、政策注意力、社会价值分配、权力关系、个人和社会福祉等方面的社会界限。在城乡二元的比照中，乡村成为遥远和弱势的“他者”存在[17]。

　　二是在认识论层面强调乡村发展的外部建构性。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更像一种宏观层面的认识路径，它将乡村视为整体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承担特定功能的子系统。地理政治学和经济政治学的宏观视角，倾向于用更加宏观和结构主义的认识路径认识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特点。不仅如此，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还常见于从外部建构性来理解乡村的现实特点与未来发展。比如国家通过制度和政策强有力地塑造、引导乡村的发展，强调通过市场联系和外部资本的引入来重新塑造乡村发展的基本面貌。这种乡村性认识不仅带有强烈的边界地域假定(将乡村视为边界性的地域社会)，还在理论上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将乡村假定为承担特定功能的独立系统，强调宏观层面的经济生产分工、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价值等外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对农村发展的塑造性影响。

　　三是在方法论层面强调解决乡村问题。乡村不仅作为城市的“他者”而被言说，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还集中于强调乡村相比城市而言更突出的问题性和风险性特征。乡村不仅仅标识某个特定的地点，还在非地理意义上广泛地指向特定的居住模式、社会文化样态以及政治经济意义上与“中心”相对的“边缘”(marginal)或“遥远”(remote)存在。在城市偏好的现代主义话语中，乡村话语呈现病态化的取向。

　　一系列的问题话语与乡村性相捆绑，比如由于远距离、交通成本导致的地理脆弱性问题，认为乡村性主要反映在机会缺乏和经济竞争弱势方面;由于农村发展表现出经济参与和社会福利获得的不充分性，认为乡村性主要集中表现在个人能力的不足以及本地资源的缺失上;由于农村服务需求与农村服务供给的矛盾，认为乡村性主要反映在农村社会风险的聚集和服务功能的虚弱方面等等。可以看到，乡村特点主要展现在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乡风文化建设问题、基层治理问题、贫困问题、农民主体性和社会意识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

　　因此，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实践，主要目标就是解决乡村问题。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在基础层面决定了农村社会工作对乡村的基本预设和判断，并在服务目标、服务取向、服务内容以及服务手段上形塑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修复性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从服务目标来看，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推动了以修复问题为目标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

　　正是由于乡村被视为“他者”、被建构、问题化的存在，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识别农村个人和社群发展的障碍，挑战城乡二元框架中的发展不平等。就社会工作的服务起点而言，乡村性主要体现为资源和权力的缺乏，与农村问题的产生有密切联系。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开展的前提是普遍认为农村在社会服务供给上面临远距离的成本障碍以及边缘化、弱势化的分配获得。农村社会远离正式社会服务，尤其是由政府所提供的服务[18]。

　　从服务取向来看，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推动农村社会工作形成了在二元对照中寻找其实践本质、确立其服务框架的基本取向。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起点被定位在识别乡村的匮乏和问题，偏向于通过问题干预和外部资源引入来修复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村问题。同时，城乡二元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尤其强调非城市社区(non-metropolitancommunities)的服务情境差异。

　　在农村情境中开展社会工作意味着在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减少贫困发生、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方面突出实践方式和专业行动上的城乡差异，并且有意识地将社会文化情境融入专业实践。从服务内容来看，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重点突出了以识别和解决农村问题为中心的服务内容。农村社会工作一方面着重对农村社会问题的独特性①进行描述并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在服务内容上关注农村居民普遍面临的整体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SES)、地理位置、父母教 育、就业、家庭功能等脆弱性问题。识别农村的匮乏、满足农村社区的需求被认为是农村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

　　从服务手段来看，城乡二元视角的乡村话语使社会工作服务手段围绕修复问题而展开。农村社会工作围绕问题推动社会干预，围绕障碍发起政策倡导，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改变农村居民的不平等体验。社会工作者作为一种对不平等结构的修复性力量进入农村，通过个案工作、倡导、项目运作与管理、教育与训练等方法，重点解决与城市同类者比较而言的不平等和弱势问题，其主要的工作范围涵盖家庭服务、精神健康服务、青少年儿童服务、医疗与健康服务、公共福利支持等方面。

　　三、乡村性概念的去二元化与农村社会工作的当代转向

　　如前所述，传统修复性的农村社会工作受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的影响很深。尽管它在弥合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城乡不平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但由于它建立在实体主义、功能主义的空间假定上，所以容易造成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对立与区隔。城乡二元视角下的乡村话语尽管在以城市为主导的发展语境中反思性地理解农村发展的特殊处境，但也因为过度强调城乡差异而忽视了乡村发展的国别差异、区域差异以及乡村的内部差异。

　　从“他者”、问题化和外部建构的角度理解乡村性的认识路径，极大地简化了全球农村发展的复杂性，削弱了对农村自主性的理解。当前，技术和全球化改变了城市和农村截然分离的现状。我们已经无法从所在的地理位置、社会互动的多寡、人际交往的正式性来简单画出城乡之间的界线[19]。人口流动是农村转型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农村经历的大规模人口流出还是发达国家农村经历的异质性人口流入，都为当代社会的乡村性增加了复杂和交错的特性。人口流动不仅突破地理空间的边界、联结了分割的社会文化空间，也在知识层面呼唤对乡村性概念的反思。尤其在城乡关系不断调整、农村社会快速变迁的中国，更加迫切地需要建构新的理论话语来重新理解乡村。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乡村研究突破城乡二元视角的乡村话语，转向在过程视角、解构主义视角以及“去城市中心主义”视角下重新界定乡村性，这也为当代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注入新的理论要素。

　　四、总结与讨论：回应乡村性的社会工作实践何以可能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主张平等、尊严等价值观的实践学科，与促进农村发展、提升农村社会福祉具有天然的价值共识，也在推动农村转型发展方面具有巨大的专业潜力。紧随着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将推动农村进一步迈向更深层次的转型，这迫切要求社会工作弥补在农村实践上的专业短板，在本土情境中不断回应社会转型的现实挑战[32]。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思乡村性的概念，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而言应该说是重要的理论工作。

　　本文以乡村性概念为切入点，试图在理论层面厘清乡村性与农村社会工作的内在理论关联。可以看到，对于乡村性的理解成为农村社会工作开展的出发点和基本情境假定。伴随着乡村性概念的嬗变，当代农村社会工作没有改变乡村性在整个农村社会工作中的基础地位，而是带动实践的转型和要素的扩展。乡村性对于社会工作而言是一个极为基础，却又时常被忽略且缺乏讨论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生产的城市语境。回应乡村性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何以可能?笔者认为有一些条件和手段值得注意。

　　第一，乡村性在社会工作中扮演的是一个接近于“范式”的角色，围绕它产生了相关的理论、方法、视角和价值。社会工作自身应当反思地对待各种不同的乡村话语，并在实践过程中警惕特定的乡村话语对专业实践构成的限制性影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断提醒我们乡村性不仅作为一种事实，也作为一种话语建构活跃在现实世界中，在不同的理论流派和意识形态中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基于不同的乡村话语，农村社会工作实践存在多元样态，亦需要不断通过促动实践转型来更好地回应时代诉求。

　　第二，回应乡村性的农村社会工作依赖于不断将专业实践嵌入乡村的服务情境之中，从“人在情境中”的视角出发考察农村环境影响下的人类行为，从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角度理解农村问题。从这一点而言，农村社会工作对于乡村性的回应一定是差异化和情境化的。纵观全球，不同国家的农村发展状况极为不同，中国农村本身的内部差异也非常大，不同国家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偏好和主要职责因此存在较大差异[33]。这就要求农村社会工作者在掌握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之外，还要具备有弹性和适应性的实践能力，和对文化差异、情境差异更高的敏感性。

　　第三，在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回应乡村性的农村社会工作还需要打破对乡村的刻板印象和问题假设。乡村是普遍主义的存在吗?乡村是落后和失败的隐喻吗?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而存在吗?社会工作者的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回应乡村性的农村社会工作亟待更积极的专业导向，从修复问题开始转向积极促进发展，重点在地方社区层面发现并强化隐蔽的内生能力和社会资本。为此，农村社会工作者需要以更加开放广阔的实践思维为农村发展提供积极的支持，尤其是突破特定的边界和地点而与农村一同工作。农村社会工作归根结底要为地方问题寻找地方解决方案。

　　就中国的农村社会工作发展而言，笔者认为仍需一系列的共同努力，因为农村社会工作既要强调本土化，也要具有超越本土的宏观视野，这就要求在更大的社会发展框架中定位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本土路径。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开展农村社会工作需要有更加宏观的发展社会学知识储备，来理解宏观社会政策和全球发展对地方社群的复杂影响。社会工作教育应当在专业上进一步迈向通才取向，尤其增加跨文化能力方面的训练。对农村而言，需要更宽阔的视野、更包容的思路、更多样化的介入措施和更多元方法的“大农村社会工作”[34]。

　　当前农村社会工作的教育和训练严重不足，除了乡村研究的基础知识储备之外，适应技巧、信任保持、有效的人际互动等能力对一个合格的农村社会工作者而言尤为重要。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是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这也应当是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汇聚共识、推动集体行动的重点。考虑到不同农村社区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条件，社区为本的实践策略有待在中国农村产生更多的经验回响。总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中国的农村社会工作亟待进一步加快以本土研究为支撑的社会工作实践。农村社会工作者必须确信专业活动所能带来的改变，并使抽象的理念在乡村情境中不断概念化和可操作化。

　　参考文献：

　　[1]文军，吴越菲.流失“村民”的村落：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15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4).

　　[2]徐新建，孙九霞，李菲.民俗·遗产·旅游：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20(2).

　　[3]田毅鹏，张红阳.村落转型再生进程中“乡村性”的发现与重写——以浙西M村为中心[J].学术界，2020(7).

　　作者：吴越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