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摘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新时期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文章通过建立指标体系，从客源需求、资源禀赋、支撑条件和产业效益等4个方面测度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运用2010—2019年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在数据标准化和以熵权法确认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障碍因素诊断模型，揭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并解析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结果显示：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持续增长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分别在高水平和低水平区间内增长，存在“高者恒高、低者恒低”的演化锁定现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旅游发展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主要障碍因素存在差异。城市群中心城市宜采用宏观的“调结构”举措，非中心城市则可采取微观的“抓服务”“促消费”等策略来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

　　关键词：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乡村振兴;障碍因素;长株潭城市群

　　0引言

　　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4]。在城市群地区大力推进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既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先进理念，也是契合“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重大需求[5—7]。近年来，围绕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乡村旅游论文：乡村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从研究内容看，一是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和空间分布，涵盖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8,9]、乡村旅游景点分布格局[10]等;二是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包括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11]、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12]、理论框架[13]和地方实践[14]等。从研究区域看，主要集中于省、市、县、乡等单一行政单元[15]或民族贫困区域[16]，但对城市群地区的研究相对不足。

　　从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看，主要基于相关理论探讨[17]，运用GIS空间分析数据[16]、访谈和线上文本数据[18]、面板数据[19]等，分析单一行政单元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缺乏对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多维度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和乡村旅游发展障碍因素的诊断。鉴于此，本文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在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障碍因素诊断模型，对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展开研究，深入分析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随时间演变的趋势及其障碍因素，为推动城市群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决策参考。

　　1研究设计

　　1.1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基础、以乡村性为核心、以城市居民为客源、以乡土景观为资源，为旅游者提供休闲旅游服务的产业。本文在借鉴以往学者成果[11,20]的基础上，针对城市群地区的社会经济特点，构建了包括客源需求、资源禀赋、支撑条件和产业效益等4个维度的指标体系，并遵循科学性、合理性等原则选取反映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二级指标。其中，客源需求反映客源市场的规模和消费能力;资源禀赋体现了乡村旅游的供给水平，即吸引旅游者的休闲旅游景区景点的数量和规模等;支撑条件则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配套的接待和服务能力;产业效益则表征了乡村旅游产业的经济属性。

　　1.2熵权法和多指标综合评价法熵权法，即信息熵，用于衡量一项评价指标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大，表明其对最终评价结果所造成的波动越大。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则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通过计算综合得分对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设有m个对象和n项评价指标，第i个对象的第j项评价指标的原始数值用aij表示。由于各项评价指标的单位、数量级以及指标的正负指向性均存在不同，所以对原始数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1.3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障碍因素诊断模型

　　障碍因素诊断模型采用3个指标进行分析和诊断，即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其中，因子贡献度cj代表该因素对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在本文中为该因素的权重wj;指标偏离度dij代表该因素与理想值之间的差距，设为标准化值xij与100%的差值;障碍度Fij为影响因素对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值，该值的大小可体现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中障碍因素的主次排序。

　　长株潭城市群涵盖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位于湖南省的中东部地区。作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建设”为这一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和环境基础[21]。本文选取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典型区域。本文所需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的《湖南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长沙、株洲、湘潭三市2010—2019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政府工作报告。乡村旅游所需数据来源于湖南省文旅厅和湖南省农业厅。对于缺失的部分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

　　2结果与分析

　　2.1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

　　本文采用熵权法对长株潭城市群2010—2019年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从时间变化来看，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持续增长。根据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得分，2010—2019年，乡村旅游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2016年的缓慢增长阶段，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为平缓，稳中有升;从2017年开始，乡村旅游发展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这与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各部委大力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一系列举措紧密相关。从不同区域来看，长株潭城市群内部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不均衡。株洲和湘潭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趋势大体相当，而长沙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则远高于株洲和湘潭。

　　这说明，即使在地理位置相邻且城市之间社会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长沙)和非中心城市(株洲和湘潭)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中心城市在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对比乡村旅游发展状况可知，2010—2019年，株洲和湘潭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已经分别从0.1022和0.0940增长到0.4049和0.4168，增长速度十分可观，但也仅与2010年长沙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得分0.4115大致持平。这说明城市群非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虽较为强劲，但由于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当前仍未能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与之不同，长沙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同时也是湖南省的省会城市，拥有更为便捷的交通条件、更好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较高，旅游消费能力相对更强。因此，未来长沙应该利用其优势，继续保持乡村旅游的高水平发展，而株洲和湘潭则需要明确其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和劣势，采取措施，有针对性地提高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进一步发挥潜力。从不同维度来看，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不同维度的分值有升有降，呈动态变化。市场需求的分值从0.0369攀升到0.1743，市场需求强劲，体现出乡村旅游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产业效益的分值从0.0261上升至0.1665，说明乡村旅游能够为当地带来较好的经济收益，证实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切实转化为农户收益，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推动乡村振兴。资源禀赋方面，其分值从0.0289稳步上升至0.0983，这说明不断有资本投入乡村旅游的建设和发展中，并进一步开发了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了乡村旅游的产品供给。但与此同时，支撑条件的分值从0.1107上升至0.1249后又回落到0.1089，这说明长株潭城市群与乡村旅游发展相关的公共基础配套和产业服务体系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2乡村旅游发展障碍度分析

　　本文运用障碍因素诊断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各评价指标的障碍度进行计算，识别各城市2010—2019年的障碍因素。鉴于各城市相邻年份的部分障碍因素虽有差异，但主要障碍因素具有一定共性，因而以3年为间隔进行分析。此外，本文仅列出排在前5的障碍因素及其障碍度以便于观察。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障碍因素的类别和障碍度都处于动态变化中。

　　从时间变化来看，综合三个城市障碍因素的变化可知，第一阶段即2010—2016年，三个城市的障碍因素基本保持稳定，但排序略有微调。第二个阶段即2017年开始，三个城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障碍因素的排序变化较大，且原有的部分因素如旅游总收入不再是最主要的障碍因素，而新的因素如旅游人均花费、星级景区数量的排序进入前5。

　　具体来说，最初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对长沙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作用较大，旅游总收入不足以支撑乡村旅游业的持续发展。但随着时间的变化，旅游总收入持续增加，其障碍作用逐渐减弱。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以来，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取而代之成为阻碍长沙乡村旅游发展最大的因素，且这一因素的障碍度仍在持续上升，这反映出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虽然有所增加，但该比重仍然偏小。

　　长沙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第三产业较为发达，但旅游业占比不足，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与长沙类似，株洲和湘潭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最初受旅游总收入的影响也最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旅行社数量成为当前两市共同面对的第一障碍因素，这说明乡村旅游有赖于旅行社的营销推广，旅行社数量少和布点不足限制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对比株洲和湘潭，此前最大的障碍因素旅游总收入对湘潭的影响已经大大降低，但对株洲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仍有较大阻碍作用。这说明，株洲的旅游总收入仍偏低，株洲应在提升乡村旅游人数的同时，在经济收益方面寻求突破。

　　从不同区域来看，各城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障碍因素虽然随时间有所变化，但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一直是长沙的主要障碍因素，这体现了乡村旅游与第三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十分紧密，其共同影响长沙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与之不同，旅游总收入和旅行社数量则一直是株洲的主要障碍因素，亟须突破。湘潭的主要障碍因素最为稳定，旅游总收入、旅行社数量、住宿设施数量和公路通车里程始终占据着主要位置。由此可知，湘潭的乡村旅游在各方面的发展较为均衡，未见突破性的成效。

　　从单因素来看，2010—2019年，旅游总收入、旅行社数量和旅游总人数是长株潭城市群最主要的三大障碍因素。其中，旅游总收入出现的频率最高且排序靠前，是第一障碍因素，紧随其后的是旅行社数量和旅游总人数，两因素出现频率一致，但旅行社数量的排序更靠前，说明其对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阻碍作用更大。旅游总人数虽然排序靠后，但频率较高，属于基础性的障碍因素。由于旅游总人数一直以来都深刻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因此扩大客源市场、争取回头客，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从维度来看，通过分维度计算三个城市不同年份的障碍度可知，长沙的乡村旅游一直以来在产业效益维度遇到的障碍最大，产业效益最直接的体现是其经济属性受到影响，因而长沙的乡村旅游发展属于经济障碍型。株洲2010年、2013年和2016年的客源需求维度的障碍度最大，因此属于需求障碍型，但在2019年，株洲的支撑条件障碍度最大，从需求障碍型转变为配套障碍型。湘潭在以上年度均表现为支撑条件的障碍度最大，因而划归为配套障碍型。这表明株洲和湘潭的乡村旅游发展亟须推进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的建设。

　　3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我国中部典型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域，在建立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利用2010—2019年的统计数据对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在揭示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所呈现的整体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对阻碍其发展的障碍因素进行诊断，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1)2010—2019年，长株潭城市群的乡村旅游发展经历了两个增长阶段，并形成了两大区域类型。两个增长阶段是指，2010—2016年的缓慢增长阶段和2017年之后的快速增长阶段。两大区域类型是指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在高水平区间保持增长，非中心城市在低水平区间内持续增长，总体表现出“高者恒高，低者恒低”的发展演化锁定状态。此外，这一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在客源需求、资源禀赋和产业效益方面均表现较好，但其社会支撑条件出现小幅下降，这与整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增长趋势不相协调，表明今后在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体系构建方面还有待加强。

　　(2)与长株潭城市群乡村旅游发展的两个阶段相对应，其主要障碍因素在2010—2016年较为稳定，在2017年之后的快速增长阶段变化较大。基础性障碍因素如旅游总人数的障碍度逐渐降低，旅游人均花费和景区景点数量成为新的主要障碍因素。这说明，未来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应关注客源数量的增长，更应关注数量增长基础上的经济效益提升。各地可以通过创建或升级改造乡村地区的星级景区景点，以及延长旅游者在乡村地区的停留时间等方式，增加乡村旅游对乡村地区的经济贡献。

　　以上结论表明：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伴随客源、资源、区域支撑条件和产业效益方面的同步发展，乡村旅游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而在城市群地区，不同城市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存在“高者恒高、低者恒低”的发展演化锁定现象。各城市应找准障碍因素，认清障碍类型，有针对性地发展乡村旅游。

　　城市群中拥有优势地位的中心城市可从宏观角度“调结构”，关注乡村旅游在第三产业以及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而非中心城市则可以从微观角度“抓服务”“促消费”，基于地域邻近性，借助旅游企业的营销推广优势，宣传推介当地乡村旅游，吸引其他城市的客源，并通过修缮乡村公路、建设景区景点、完善特色民宿等措施，增强游客的可进入性，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以满足城市居民追求“诗意田园”的乡村休闲度假需求，并进一步促进客流、物流和信息流在城乡间流动，助推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等为内涵的乡村振兴发展。

　　参考文献：

　　[1]LiuY,LiY.RevitalizetheWorld'sCountryside[J].Nature,2017,548(7667).

　　[2]黄震方,陆林,苏勤,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理论反思与困境突破[J].地理研究,2015,34(8).

　　[3]刘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地理学报,2018,73(4).

　　[4]姜长云.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J].管理世界,2018,34(4).

　　[5]GaoJ,WuB.RevitalizingTraditionalVillagesThroughRuralTour⁃ism:ACaseStudyofYuanjiaVillage,ShaanxiProvince,China[J].TourismManagement,2017,(63).

　　[6]向富华.乡村旅游开发: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的战略选择[J].旅游学刊,2018,33(7).

　　[7]殷章馨,夏赞才,唐月亮.乡村旅游市场细分的统计检验[J].统计与决策,2018,(20).

　　[8]王昌森,张震,董文静,等.乡村振兴战略下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9,(13).

　　作者：殷章馨1，唐月亮2